■王冰
时间过得真快，大概六七年前，因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宣传报道工作，我和同事们专程去了一趟丹江口水库，当时的第一感受是这里水质好、水量大、水有情。回京后，公公跟我讲了很多丹江口的往事，我才知晓，这里的水历史上却是无情的——公公是湖北省水利战线上的一位老兵，一辈子都在搞水利建设，我去丹江口那年，他也到了快退休的年龄。
事情要从1953年那个寒冷的初春说起：毛泽东主席在长江的军舰上问当时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如果搞南水北调，哪个地方适合作为调水的源头？林一山盯着地图答道，汉江流域是最佳选择。毛主席久久望着地图，最后用铅笔在丹江汇入汉江的口子处划了一个圈，然后再问林一山，这个地方行不行？林一山毫不思索地说道，从这里开始向北，可能就是最好的引水路线。
把丹江口作为南水北调的源头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50年代是个宏大的愿景，主要原因是：若要使丹江口成为南水北调的源头，首先要在这里修大坝、建水库；即便不考虑南水北调的宏愿，也要让这个水利工程成为治理汉江的一把手术刀。
要知道，汉江在历史上可是一条不亚于黄河的“害河”。丹江口是汉江的重要分界点，从这里逆水而上为汉江上游，顺水而下则为汉江中下游。上游是山区，河道狭窄、落差大，一到雨季，上游来势汹汹的江水便会蓄积惊天的波澜。在汉江中下游——即湖北省的江汉平原地区，屡屡冲毁护江大堤，将沃野千里的江汉平原顷刻间化为茫茫泽国。
从1931年到1948年，汉江共发生11次大堤决口，9次大水灾——这还不算那些全流域内每年屡见不鲜的中小型水患。我公公的老家在汉江下游，即便到了20世纪末，1998年的夏天，那里的汉水也快漫过汉江大堤。我爱人跟我说，“没去过南方的北方人无法想象汉江大堤有多么雄伟。堤坝差不多有3层楼高，堤面有4米宽，堤基有30多米宽。”此时，汉江上游的丹江口水库初期工程已建成20多年。即便如此，下游遇到洪灾时还是如此险峻，可见历史上汉江水患是多么严重。
在毛主席与林一山对话五年之后，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建设开始上马，因受制于工业能力和机械设备的不足，主要靠人力完成这个亚洲最大的人工湖建设。于是，10万名湖北与河南的民工，史诗般地投入到这场轰轰烈烈的治水战役中。16个寒暑之后，即1974年，丹江口水利枢纽初期工程竣工。从此，汉江流域有了守望鱼米之乡和温馨家园的保护伞。对新中国水利建设尤其是南水北调工程念兹在兹的毛主席，在得知丹江口水库完工时，该是一种怎样的喜悦与感叹！
毛主席有一句让全国人民耳熟能详的经典名言，即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但大众有所不知的是，早在1934年的1月23日的江西瑞金，毛泽东在当天举行的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就提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我们也应予以极大的注意”。毛主席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深刻地认识到水利与农业之间的因果关系。
其实，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和人口大国而言，水利不仅是农业的命脉，更是老百姓的命脉。以汉江为例，其发源于陕西秦岭南麓的汉中市宁强县，全长近1600多公里，是长江的第一大支流，年平均流量与一条黄河大体相当。如果它在夏季失去约束，不仅对其下游人口稠密、素有“湖广熟、天下足”的江汉平原来说是灭顶之灾，对武汉以下的长江流域也有很大的水患压力。
汉江上游因地处山区，落差较大、河面较窄，极易形成巨大的水流冲击力，所以选择在上游与中下游分界处——丹江口，建设一个拦水坝和蓄水池，在很大程度上解除了悬在江汉平原地区老百姓头上的一柄达摩克里斯之剑。
新中国建立后，汉江流域除了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外，还在长江干流与各级支流上兴建了各类中小型水利工程。后来兴建的葛洲坝工程、三峡工程和南水北调工程，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和水利工作者践行毛泽东“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和“水利就是百姓命脉”的具体行动。毛主席在1934年初提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整整80年之后，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正式通水，京城百姓终于有幸喝上了甘甜清冽的长江水。此刻我想，“水利就是百姓命脉”这句话又多了一层含义，水利既可保护百姓免于水患，又可让缺水地区的百姓吃上最好的水，而这两者相结合，才是对“命脉”的最好解释。
今天，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南阳召开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会议聚焦的是南水北调，事关战略全局、事关长远发展，事关民生福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从守护生命线的政治高度，切实维护南水北调工程安全、供水安全、水质安全。作为一名首都水务工作者，看到电视纪录片中《水脉、命脉、国脉——总书记擘画新时代治水宏图》的画面时，我心中升起无限感慨，思绪瞬间飘向了烟波浩渺的丹江口水库……
作者：王冰